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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中譯脈絡

區伯平

聖經的舊約部分主要是用「希伯來文」寫成的,其中只有但以理書中的一小段是採用「亞蘭文」來書寫。聖經的新約部分,則完全是用「希臘文」撰成的。因此,由教會的內部需要,到教會的向外傳揚,都須要翻譯聖經——將聖經由原著的語文,轉化成信仰群體身處的社會、所習用的語文。天國福音傳來中國,也就形成了一段聖經中譯的歷程。

唐代初來

按確證的史料追尋,「基督信仰」最早是在第七世紀時,由西亞地區的教會,經中亞的「絲綢之路」傳至中原。這是中國的唐朝初年,當時取名「景教」。唐初國勢強盛,取態開放,跟外地有眾多交往。來自波斯的敘利亞宣教者,亦獲接待在中國發展。這是中譯聖經之始。

至今仍未發現任何聖經首次中譯的譯文,也未知是否譯了全本聖經。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景教文獻中,則錄有聖經書卷的漢名。例如:「牟西法王經」,即是摩西五經;「天寶藏經」,即是詩篇;「阿恩瞿利容經」,即是福音書;「寶路法王經」,即是保羅書信。這些都是聖經初次中譯的成果。

元代再來

至唐朝中期之後,「景教」代表的「基督信仰」,因着政治形勢的變化,在中國消失了三百年。第十三世紀時,蒙古族建立中國元朝,亦將活躍於中亞地區的「基督信仰」再次帶來。這時,西歐的「羅馬教廷」也派遣教士來到中國。蒙古語通稱這先、後兩支教會的信徒為「也里可溫」。

馬可波羅及同期傳教士的手記,都述及中國的信徒群體及聖經。然而,至今仍未發現這些聖經,不知究竟是以蒙古文還是中文寫成,是全譯本還是部分譯文。

明末清初

元朝國運不足一百年,「也里可溫」代表的「基督信仰」,也隨着這蒙古族政權的衰落而消失。直至第十六世紀的明朝晚期,「羅馬教廷」的教士隨着葡萄牙的航海發展而立足澳門,進入中國,取名「天主教」。

這些教士都只作零星的譯經,既沒有出版,甚至沒有把譯文保存下來。成就最大的是十八世紀初的白日昇(Jean Basset),他幾乎譯了全部新約;後來「基督新教」的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也以之為參考。此外,十九世紀初的賀清泰(Louis Antoine de Poirot)幾乎譯了全部舊約。「天主教會」於1968年終於出版了《思高聖經》,是她歷史上首次譯成中文並出版的全本聖經。至1998年,又出版了《牧靈聖經》。這兩本中譯本聖經都在香港出版。

在中國的「基督信仰」的「東正教」分支,起先都是清朝初年留居中國的俄羅斯戰俘及其後人,因此中譯聖經的需要不大。至二百年後的十九世紀中期,才有零星的新約中譯出現;惟至今未有全本聖經譯本。

基督新教

持守「唯獨聖經」信念的「基督新教」,是歷來最積極翻譯聖經的。十九世紀初,第一位來華教士的首要任務就是譯經。駐印度的馬殊曼(Joshua Marshman)藉着華人助手之力,於1822年出版首本中文聖經全書。而馬禮遜真正在中國本土學習中文,又在中國本土譯經,於1823年出版的《神天聖書》,才是第一本具深遠影響力的中文聖經全書。

「基督新教」既然重視聖經,優化譯經的努力自然一浪接一浪;其中較廣受採納的是1854年出版的《委辦本》。此外,由於中國幅員廣大,族群無數,各處都有獨特的地方語言,於是又出現了很多地方語及少數民族的譯本。眾多譯本流通,適應各方,固然是美事;不過一部全國通用的譯本,又是大家的共識。

在清朝後期,中國的日用語文不再是「文言文」,而是「官話」,即後來的「白話」或「國語」。因此,譯經採用的語文也須隨而調適。1919年出版的《官話和合本》,堪稱劃時代的聖經中譯成果。至今近百年,它仍是全球華人教會最深廣應用的譯本;甚至長年以來,是唯一獲認受的譯本。至2010年,《和合本修訂版》面世了。

雖然如此,由於語文的演變及聖經知識的進展,加上要貼近對應不同讀者群的需要,譯經的工作從沒有停止,一直延續下去。至今較受重視的中文聖經全書包括:1970年出版的《呂振中譯本》、1992年出版的《新譯本》、1995年出版的《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》,以及2012年出版的《新普及譯本》。尚在進行中的譯經計畫也不少,例如2010年出版了新約全書,舊約全書仍在翻譯中的《新漢語譯本》。這些譯經計畫,都在香港進行。

教會熱衷於翻譯聖經,務求人人都可以透過最能傳意的母語來領悟上帝的話。聖經中譯的工作,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,仍會繼續下去。

(刊於 2000 年復刊後第 48 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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